时空裂痕神射手加点(刘忠林:小胖子的悲哀)

2023-03-14T11:03:13

比起痊愈的手指,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,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。 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、他的拙,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。


9月7日,刘忠林展示结婚证,登记结婚的日期是2019年1月30日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

“女人,猜不透。”

说起自己的婚姻,51岁的刘忠林像个为情所困的少年。他在长而柔软的沙发上寻找适合思考的坐姿,一会儿把脸埋进怀里的沙发枕,只露一双眼睛;一会儿双手握拳,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,用食指揉揉鼻梁;一会儿又转过身子,整个人扑在沙发垫上。

无论坐姿如何,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抬眼看看沙发旁边的墙壁。那里挂着一张婚纱照,照片里的女人扶着白色纱帘侧身望向画框外,镶有水钻的头纱在顶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。

刘忠林本是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会民村的一个农民,21岁时,有人在村里的耕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,他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。

从那时起,刘忠林的命运被彻底改变。25岁时,他因故意杀人罪被辽源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,47岁刑满释放出狱。49岁时,吉林高院对案件再审,宣告他无罪。51岁,他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。

拿到钱后不到一个月,刘忠林就和认识不久的女朋友结了婚,婚后半年他又要起诉离婚:他认为小他22岁的妻子是为钱而来,决定快刀斩乱麻,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切割出去。

墙上的那张照片,是一整套婚纱照中的一张,整套照片的相册被他放在卧室的衣柜里。“早就想撇了,没顾得上。”刘忠林说。但他空闲时间很多,之前几次把相册拿出来,始终下不了扔掉的决心。“要是我舍得,也就把这个照片摘下来了。”

爱情,它是个难题

刘忠林与妻子周晓(化名)的矛盾,源于8月初一个混乱的清晨。

吃早餐时,刘忠林接了姐夫王贵贞的电话,妻子问起时,他却说是做橱柜的工匠打来的。周晓查看手机后戳穿了这个谎言,摔了筷子,给了他一个耳光,被他还了两拳,之后摔门而去。

自打2019年1月结婚,这是她头一次因为与丈夫吵架回娘家。她向自己的父亲抱怨,“两口子过日子,怎么能瞒着?”

当时,在外地打工的周父不觉得女儿回娘家有什么问题。他结婚三十多年了,夫妻俩种着40多亩玉米地,盖起一栋宽敞的农宅,养着鸡、鸭、鹅和一只肥壮的阿拉斯加犬,还生养了一个女儿。他知道夫妻会吵架,女人会赌气或佯装赌气跑回娘家,男人则要提着礼物上门好言相劝,把老婆接回家。



卧室里仍然处处是新婚的痕迹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

但周晓没等来刘忠林,却等来了一张法院传票——吵架的第二天,刘忠林就向法院起诉离婚了。

就因为这点矛盾?“就是这点矛盾。”刘忠林说。他始终对那天早上的事耿耿于怀,把那支被妻子摔断的筷子收在柜子里,逢人便展示,作为自己受到伤害的证据。

从起诉到开庭的20多天,他做足了心理准备,翻来覆去审视这段出现了裂痕的婚姻,越想越觉得有问题:

结婚前,周晓就要买车、买房,刘忠林没驾照,车就登记在周晓名下;买房时,刘忠林掏出身份证,想被列为不动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,却被周晓挡了回去;两人说好要生孩子,备孕半年,依然没有喜讯;周晓回娘家时留下了一件外套,刘忠林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周晓给别人转账的单据,这笔钱他从未听说过。

起诉离婚的几天后,刘忠林为45万的房子、28万的车子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,以防周晓转移财产。他说如果周晓真的心怀不轨、要骗他的钱,他就要拿出当年申诉的韧劲儿一路告下去,甚至“让她也尝尝坐牢的滋味”。他还找到了介绍他和周晓认识的媒人,如果媒人与周晓合谋,他会一并追究。

离婚官司开庭时,周晓带着律师出现了。这更让刘忠林心寒:她居然请律师,居然跟我打官司,看来是真的想要分财产了。

可另一方面,他又看到了周晓的善意。周晓曾给他发信息,表示可以离婚,但不要财产:“放心吧,你的车你的房没想要,钱花不了一辈子,重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心”。申请财产保全时,法院也说周晓承认房子、车子都是刘忠林的,不会跟他抢。

八月秋凉,虫鸣响亮,刘忠林常常彻夜难眠,她究竟是不是冲着钱来的?他几次给她发信息,像个初次恋爱的少年一样质问半年来的种种生活细节:转账是为什么?究竟有没有偷偷避孕?他想通过对方的只言片语确认这段婚姻的含金量,“你跟我结婚是真心还是假心,请你回答。”

周晓很少回复,只有一次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,里面的几句让他心动:“以后不在身边的时候肉要少吃,买点营养品,自己做点饭吃,别总在外面吃,不健康。毕竟夫妻一场,一日夫妻百日恩。”

“记者,你说她对我还有感情不?”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忠林双手捂着脸,从指缝间看过来。



9月7日,刘忠林家玻璃杯的托盘上还罩着喜庆的红纱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

从小胖子到“杀人犯”


如果没有那场牢狱之灾,刘忠林体悟爱情的时间大概要提早20多年。

那时,他还是个小学辍学后就一直种苞谷的农民,家里人都叫他“小胖子”。除父母外,小胖子还有一个大哥,家中有四间低矮、狭小的土坯房,推开木门是一片空地,空地外便是自家的5亩苞谷田。

小胖子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,在寒天雪地中的强负重、长行军后累出肺病,只能做做饲养牲畜一类的事,母亲的精神有些问题,没有工作。

虽然自小便和哥哥一起打理家里的田地,但刘家的日子始终不好过,吃穿用度经常要由亲戚接济。大姑家和小胖子家同村,表哥常春祥总叫兄弟俩来家吃饭,家中替下的衣服也会送给小胖子穿。

在表哥、表姐的记忆里,小胖子自小寡言少语,既没表现出对贫穷现状的不满,也没讲述过对优裕生活的向往。在一切亲人聚会的场合,他都是配角,站在一旁很少插话。

但小胖子有他自己的乐趣。村子挨着水库,水库边是笔直高耸的松树。冬天时,他喜欢穿着厚厚的棉衣,戴着棉帽和手套,提着铁桶,拿着手腕粗的锥子到水库去,在冰层上凿个口子。长时间闷在水里的鱼群感受到冷冽而新鲜的空气,会争先恐后往冰面上跳。小胖子站在一边,捡满一桶鱼就提回去,父亲会把鱼收拾干净,剁成大块和豆腐一起炖,烟气从房顶的烟囱里腾腾升起。

但这样的快乐在小胖子成年时戛然而止。从18岁起,先是母亲走失,之后父亲过世,没多久哥哥也外出打工了,家中只剩刘忠林一人。据封面新闻报道,他独居时每日种地,空了便上山弄些木头回来,不喜欢凑热闹,很少与人往来。



9月10日,刘忠林旧家的土坯房。因为多年无人住,灶台已经不能使用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

1990年10月28日,会民村的庄稼地里挖出一具女尸,经鉴定为同村走失一年的少女郑某。据封面新闻2018年报道,发现女尸的当晚,警察把睡着的刘忠林从被窝里拽了出来,塞进警车,送到了辽源的看守所。

表哥常春祥说,那次事件不久,刘忠林的亲哥回过村里一次,以四千多元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房和地,又到看守所给弟弟留下了200块钱,之后便南下打工,又入赘到山西的一户人家,再没过问过刘家的事。

可常春祥不相信小胖子会杀人,每隔几个月便骑上两小时自行车到看守所转一圈,留下新衬衫、黑色方口布鞋以及50元或100元现金就走——他当时每月工资28块,钱都是从亲戚朋友手里凑来的。

案件侦查、起诉、审理的四年多,作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刘忠林不能会见亲属。直到1994年7月,刘忠林案一审宣判时,常春祥才在法庭上再次见到小胖子。

虽然只有刘忠林自己的口供,没有目击证人、没有物证,辽源中院仍判刘忠林犯故意杀人罪,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常春祥与被告席上的刘忠林隔着老远,只记得他话都说不利索,光顾着哭。

“拙”


判决后,刘忠林从辽源市的看守所被转到了长春市的监狱。

东丰县城离长春160多公里,一早出发赶车,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监狱,等探视回来已是日暮。那几年,常春祥得了肝硬化,不好两地奔波,收入来源也断了,家里为治病欠下不少钱。他顾不上监狱里的小胖子了。

刘忠林感觉自己被遗忘了。他给村里人写信,希望他们帮他伸冤,求他们去看看他,但最初的十几年,始终没人去探望。

他比过去更加孤僻,更加少言寡语了。12个人一间的号子里,他只和一个自称有冤在身的人说话,对别人不理不睬,也从不解释自己的冤屈。他认为其他人都是罪有应得,和他“没有共同语言”。

监狱里,每个犯人都要劳动,织毛衣、做门窗框,但刘忠林不做:我没罪,凭什么干活?他说自己为此挨了不少打,浑身是伤,鼻血直流。但他依然不服从,依然拒绝劳动,以致旧伤未愈,又添新伤。

被打后,他还是不肯和人交流,脾气上来就乱砸东西,不锈钢盆、饭碗,抓到什么就使劲往地上一掼,或者砸在窗户玻璃上,等着再挨下一顿狠打。

因为不做工、砸东西,刘忠林被送进了“小号”——禁闭室。在他的记忆里,那是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的监室,里边除了一个敞着口的抽水马桶外,别无他物。

“小号”不在监狱的主建筑里,墙薄,四面透风。冬天,屋里只有两片薄薄的暖气片,早晚供热两次。刘忠林被送进去时是一月,长春日均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,虽然穿着棉衣棉裤,他的手脚依然冰冷。

从“小号”出来,刘忠林得到了不必工作的特许,平日里只负责监室内的卫生。扫地、拖地、抹桌子,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,心情不好时干脆展开被子,缩在下面睡大觉。

他把自己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称为“拙”——一个东北话里骂人的字眼,意思是不懂变通,愚笨任性。

刘忠林就这样“拙”了十几年,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,嘴上“认罪”以获得减刑,也参加劳动,做门窗,绑扫帚。小学毕业的他,还从管教那里借来一本新华字典,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找查询后写下了自己蒙冤的经历,并寄往吉林省高级法院。他想为自己申诉,但信件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。

26年的伤疤


在辽源老家,刘忠林的大姑、老姑两家人始终惦记着这个外甥。他们相信他没杀人。表哥常春祥曾到全村人家挨个敲门,希望找到女尸案的目击者,或说服谁站出来为表弟的品行做证明。老姑则说服了女婿王贵贞,让他帮忙替侄子伸冤。

王贵贞答应下来是2008年春节,那之后,他到长春的监狱会见室中见了刘忠林一面。他就问了刘忠林一个问题:“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?是你杀的,就好好服刑改造。不是你杀的,姐夫帮你申诉。”

对面的刘忠林泣不成声,伸出了自己的双手——当初被翘掉指甲、血肉模糊的十根手指依然肿着,指甲支离破碎,指尖上结了痂。刘忠林说,那是他十几年前招供的原因,“姐夫你替我申诉吧,我不能冤枉下去。”


2018年4月,刘忠林展示受伤的手指。 新京报记者 袁静伟 摄

从那时起,王贵贞放下了内蒙煤矿上的车队生意,频繁来往于长春、北京,开始了10年申诉之旅。他总是坐夜车的硬座,省下一晚旅馆钱,到了北京就住在天坛医院旁边的小旅馆,一夜几十块。有时候天气不错,手头又紧,他干脆在桥洞和地下通道凑合。两本案卷加起来一千多页,王贵贞复印了带在身上,每见一个律师就要留下一份,咨询费一次至少几百块。

刘忠林、王贵贞和律师们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。2012年3月28日,吉林高院对案件启动再审,但此后迟迟没有开庭。2016年1月,刘忠林从监狱里走了出来,不是被宣判无罪,而是刑满释放。

老姑的女儿、王贵贞的妻子王焕珍记得,表弟离开监狱,是农历腊月里一个寒风直往人心里钻的下午。她雇了一个司机,早上7点便等在长春的监狱门口。可几个批次的刑满释放人员出来,她始终没听见表弟的名字。

下午3点,有人念到了“刘忠林”,一群穿着灰色单衣单裤的人了走出来。王焕珍使劲辨认,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圆脸。她没敢叫小胖子,问了一句“你是刘忠林?”26年前的少年彼时已经年近五旬,他低头看看女人,“你是我二姐?”

王焕珍开始抹泪,拉着表弟到车里,从内衣内裤到棉袄棉裤都换了新的,亲手把扣子挨个系上。刘忠林说,“姐你别哭,人都出来了,哭啥?”他还想把监狱里新发的翻毛大头皮鞋留下,被表姐制止了,她说“这里的东西一件都别带出去”。

与入狱时的全乎人小胖子相比,出狱时的刘忠林身上多了许多深浅不一的伤疤,右脚大脚趾被截肢,十根手指指甲破碎。常春祥说,他的指甲是灰的,指尖肿着,血痂中偶尔会渗出血来,吃饭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强捏住筷子;脚趾的残疾让他行动不便,兄弟俩一起爬山,上山时还好,下山时刘忠林只能侧身缓缓挪动。


2018年4月20日,拿到无罪判决书的刘忠林。 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治愈的和无法治愈的


为了医治刘忠林皮肤、指甲的问题,王焕珍专门找了中医,刘忠林隔一段时间就去敷药,一次7天。如今,他的五指已经痊愈,长出粉白的指甲,未痊愈的五指也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治疗。

比起痊愈的手指,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,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。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、他的拙,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。


平日里一有事,刘忠林会马上给表哥、表姐打电话,交水电费、银行打流水单等都耽搁不得。常春祥、王焕珍一听见电话铃响就知道有事要办,常春祥至今记得表弟的“命令”:你给我办事,就得办完。

只要着急,刘忠林就不分时间地给人打电话、发信息。为他申诉的律师张宇鹏、为他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屈振红,常在深夜收到他的微信视频电话,两人从没接过。“他白天有事做还不会胡思乱想,晚上闲下来就开始觉得不对劲。”屈振红说。

2016年春节后,王贵贞和常春祥带着刘忠林到内蒙打工,想让他到草原上散散心。按照王贵贞的说法,春寒后,矿区外的草地冒出绿色,鸟鸣响亮起来。刘忠林在那里为汽车补胎、打气,很轻松,空余时可以去摘野菜、捡鸟蛋。

刘忠林却不这么想。“矿区那么大灰尘,吹得满脸都是,工钱也不高,总觉得手头紧。”但他从不肯把这些不满说出来,只是沉默地酝酿着心中的情绪。直到有一天,他被常春祥和工友误解为多拿多占、捡食堂的便宜,抄起手边的不锈钢盆猛地摔在地上,发火、咒骂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一切都与在监狱时一样。

那之后,刘忠林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矿区,王贵贞和常春祥开着皮卡车在草原上找了好几天。常春祥至今不理解那次矛盾的由来,只觉得刘忠林的脾气发得突如其来、莫名其妙。



9月7日,刘忠林向记者展示消费凭证、转账记录等文件,这些将成为他离婚、分割财产的证据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

从2016年到2018年,刘忠林在表姐夫的介绍下在内蒙古、大连、长春和通辽等地换了不少工作,帮人看厂、在酒店做杂役,等等。他不时会与老板、同事吵架,一气之下出走。这让王贵贞很苦恼,逐渐减少了和他的联系。

除了人情往来,困扰刘忠林的另一个问题是钱。出狱后第一次在表哥家过春节时,刘忠林便流露过这个意思。常春祥记得,“他有时候不大高兴,觉得吃人家的,喝人家的,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。”

最大的一笔进项出现在2019年1月。当时,刘忠林被吉林省高院再审宣判无罪已有9个月,在屈振红的帮助下,他从吉林省高院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。这是他失去自由9127天换来的,除197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外,每蹲一天监狱可以得到287.74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。他说自己出狱后最好的一份工作是公交车保安,一个月能挣差不多4000块。460万,够他做将近一个世纪的保安。

屈振红和法院的人反复交代,这是你后半辈子的养老钱,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刘忠林也反复告诉每个人:“这是我的钱,是国家赔偿给我的。”

他早就听说过那些拿到国赔后挥霍殆尽的蒙冤者故事:赵作海拿到65万,被大儿子偷着取走14万,被传销组织骗去20万,被理财公司骗去30多万;陈满拿到275万,用100万投资了一个传销项目,最终被吞走大半。他说:我不会做赵作海!

从后来的情况看,刘忠林确实守住了自己的赔偿款。他曾向吉林高院借款50万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,拿到赔偿款后还了钱,又把200万存进银行,3年定期,剩下的留在卡里,作为生活开支。

他曾主动提出要给表姐夫王贵贞5万元,以感谢他多年的奔走。王贵贞觉得5万少了,十多年申诉的花费,5万连个零头都不够。

“给5万还是情分,超过5万就是明算账,没感情了。”刘忠林为此与王贵贞产生了争执,之后,王贵贞带着厚厚一摞支付票据来到刘忠林家,坐在茶几前开始算账,还找了另一位表姐作见证。半天的清算后,刘忠林发现表姐夫为他花了59万余元,他加了点零头,一共给姐夫60万。

没过多久,王贵贞又试探性地问,能不能再加点,“这么些年,我在内蒙的车队说扔下就扔下了,多少也要给点辛苦钱。”刘忠林嘴上应下却不肯转账,拖来拖去不了了之,“反正他不该管我要这个钱。”

得知国赔下来后,刘忠林失联多年的亲哥哥也回来了,问常春祥索要弟弟的地址。常春祥怕他是冲着钱来的,就推说自己不知道。亲哥哥住在县医院附近的宾馆里,满县城转悠,却见不着弟弟的影子,几天后离开了。


2019年1月7日,刘忠林在辽源中院领取国家赔偿决定书。 受访者供图

“她还能回来不?”


恢复清白之身后,成家的事被刘忠林提上日程。他50岁了,比他大5岁的王贵贞,儿子已经大学毕业,还交了女朋友。

常春祥、王贵贞先后介绍了两个女人,都是四十多岁,与刘忠林年龄相当,刘忠林却没相中。俩人咂摸出了表弟的心思,“他想找个年轻点的,四五十岁的不行。”

2018年年底,经媒人介绍,刘忠林认识了1990年出生的周晓。她坐在他家客厅里,长发、圆脸,说话响亮又实诚,刘忠林挺满意。

亲戚们不大赞成这桩年龄差异巨大的婚事,怕两人婚后会有代沟,更怕女方结婚的动机不纯。但刘忠林不管那一套,“他们说这个婚结不成,我偏要结。”在国赔款下来的第23天,刘忠林和周晓就到民政局领了证,紧接着又以周晓的名义买了房和车。

3月22日的婚礼上,刘忠林穿了一身黑色便装,周晓穿了租来的红色婚纱。表姐王焕珍为他雇了婚庆公司,车队、摄像等环节一应俱全。50多人的婚宴上,只有9人是刘忠林的亲属——他没有朋友,其余都是女方家人。

婚礼结束后的将近半年,刘忠林在亲戚的视线里消失了,深夜的电话和微信全没了。直到8月,他的婚姻出现危机,频繁的电话、微信才重新出现。

王焕珍记得,离婚官司开庭前夜,她在凌晨3点接到了表弟的电话:“二姐,明天你来吗?”第二天她果真坐到了法院旁听席上,看着刘忠林和律师的背影,像是为他撑腰。

法院并未当庭宣判,返回家中的刘忠林陷入了漫长的相思。他的家里,至今留有新婚后各种喜庆的装饰。天花板边缘粘着一条塑料绳,上面是蓝色粉色的小花,盛着玻璃杯的托盘用绣着金色双喜字的红纱盖着,卧室墙上贴着装饰画,上面是一对肥白的婴儿,用艺术字体写着“龙凤宝宝”。



两人曾计划要个孩子,墙上贴着“龙凤宝宝”的画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